摘要：因为它们的提起都是基于基本权——物权。 ...
从实际效力来看，党规在党内事务和国家事务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，具有强制约束力。
），人们最终还是一无所有。因为无论在欧洲大陆还是在英美等 国，契约关系的出现都没有立即带来现代法制，尽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崭新的符合理性 的原则。
（马克垚主编：《中 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》，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7页）。否定的精神在国土上广泛传布。作为西方法学的源头，分析对罗马法的影响，其实就是在一定程 度上探究西方法学所受自然法的影响。积兔满市，过 而不顾，非不欲兔，分定不可争也。（二）中国的等级制度、宗族观念与身份束缚——观念权利缺失之制度原因 基于法律（权利）和政治制度的密不可分，在集权、专制的封建等级、特权社会，私权 利与政治权力便也紧密联系在一起。
正因为宣言中包含了丰富的自然权利精神，马克思曾对它予以高度评价道， 第一个人权宣言和最先推动了18世纪的欧洲革命。（注：乌廷玉：《中国历代土地制度史纲》（上册），吉林大学 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35页。这个世界本身从来没有允诺，也不可能令，一切有价值的物品，无论金钱、地位、环境，还是配偶或孩子，的社会分配都将平等和统一，无需个人努力，没有幸运或不幸。
事实上，完全可以视这种继承制度安排为一种全社会层面的财产交换。但在村落共同体中，血缘是构成村落共同体的基础，由于辈分不同，由于长幼不同，这就令村民相互之间是不平等的，没法平等，甚至也不能平等。由于个人与共同体不可分，参与城邦事务，忠于城邦，为保卫城邦献身，因此是公民的美德。不仅鼓励和表彰父慈子孝、长幼有序和男女有别，对违反者予以制裁，以此来促成村落共同体，历代王朝总体上一直还会，为了更有效的政治治理，以各种方式打击豪门世族势力，促使农民从家口较多的大家庭逐渐变成以五口之家（户）为典型的小家庭。
从宏观视角看，这是一个有效勾连和整合小共同体与更大社会共同体的分配制度。）与国家统治者的一种具体关系。
在特定维度来看，也还可以说他们还有第三个共同体的成员身份。确实，若无公民概念，怎么谈公民权利？又如何把权利当回事或为权利而斗争？这个问题不仅有重要的政治意味，在法律实践上还有现实的功利意味。家庭本位，即便在今天，有时，仍可能是一个比个人本位更便利或更恰当的利益分配单位。这种所谓的愚昧状况直到近代在普通中国人中也是常态。
即便有，父母也会有分散投资风险的考量，即希望通过混合投资来确保稳定的收益。在中国宋代之前，几乎每一主要王朝建立之初，都会将被抛荒的耕地大致均等分配按户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。又如，隋唐后历代王朝的政治精英选拔一直是关注和考察个体，但在许多——如果不是一切——普通农耕家庭中，在许多村落共同体中，精英人才的选拔培养往往是家庭本位甚至家族本位的。虽然没有公民以及相应的公民权利制度，历史中国也还是以独到的方式，大致公正、系统、有效地处理了百姓在国家和村落这两个共同体中的分配正义问题，只是没有依据公民个人权利的概念或话语体系。
美国建国的成文宪法中，对公民的制度安排也是如此：每个人都是双重公民。我将力求构建性地粗略展示，虽然没有公民概念以及相应的公民（或——更现代的——个人）权利的制度，历史中国在国家和村落这两个层级的共同体中，是如何处理各自的成员——作为国人和作为村民——的权益分配问题。
但这只是旁人对他们的身份追加，便于旁人或后人在某一层面来描述他们。夫妻关系上，一方面为保证丈夫的亲权，在村落家庭中坚持男权主导，夫唱妇随，原则上允许丈夫基于七种理由之一单方面离异抛弃妻子，即七出。
有大量证据支持了上述这一点。罗马统治者把公民作为其政治治理的一种手段，作为一种特权，有区别地授予那些归顺并忠于罗马的人。在村落/家族中，受父慈子孝和长幼有序等原则指导，他也会享有与其身份相当的权益分配，包括在村落/家族中的身份等级。这并非中国独有的特点。因为一直生活在此，很熟悉城邦的各种问题和难题，能用他们的智慧来治理城邦。犹太人如此完全融入其居住地的文化，在世界各地，这或许是独一无二。
六、结语 以上仅仅是勾勒，没追求完整、全面或典型，因为不可能。公民相对于其他住民是一种特权，这一点同样是日益显著。
户的功能并不限于征收赋税。这类情况无论是在古希腊城邦，还是在近代之前的欧洲民族国家，都是很难想象的。
也只有这时，才有所谓政治共同体的身份问题，或是政治忠诚问题。标志现代中国开始的五四是爱国学生的运动，随后的参与者，有爱国市民、爱国工人、爱国工商界人士，但何曾有爱国农民。
理论世界中逻辑最强有力且严谨自洽的信条，如个人权利，一旦进入真实世界，就会有例外。这一努力也还表明，一些今天的学人习惯以、认为只能以或必须以公民个人权利概念或话语才能应对的问题，其实也可以，完全可以用另一套概念和理论话语来表达。也正因此，西周之所以实行井田制，秦汉之后重视度量衡统一，首先都与各家各户的赋税公平有关。欧洲中世纪，这个拉丁词一直存在，只是当时的人们，一方面更多接受了基督教的宗教共同体，另一方面，在世俗生活中封建制也取代了古希腊罗马的政治共同体，君主臣民关系因此就取代了公民概念和相应的制度实践。
因此，他们往往有更清晰且自觉的双重成员身份认同：既是生他养他的那个村落共同体（家）的成员，也是他服务的由王朝代表的这个政治共同体（国）的成员。希腊之后，在西方社会，公民概念经历了重大变化。
村落共同体的普通农人，极少数政治精英除外，几乎全都无法积极能动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，更无法以参与的方式影响政治决策。村落同辈人的关系是一种真实的或拟制的兄弟关系，指导性原则因此是长幼有序，即在同辈人中按年龄长幼，以广义的兄弟名义，来分配利益和责任。
甚至，由于法定的旌表制度，这种皇恩浩荡也会制度化地落到一些平民身上，无论是孝子贤孙，还是贞女节妇，最典型的今天各地可见的各类牌坊，暂且不论在今人眼中这类表彰有无或有何种社会价值。在因疆域辽阔，各地自然、地理、经济、社会等条件差别巨大，因此发展注定不平衡的这个农耕大国内，这非常重要。
但各村大致自给自足，很少经商，也很少成为工匠，除了婚姻，很少有谁会与外村人经常往来。在中国文化中，百姓并不这样概括、理解或表达。公民概念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任何意义。这就是他们日常生活一部分，很难区分是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。
其他福利的分配也会适度考虑家庭因素。传统政治文化教育也会令其中至少部分读书人，无论身在庙堂还是江湖，多少还是分享了一种自觉。
但相对于国和天下，却仍是小共同体。父慈本身也有利于母亲，这客观上会分担母亲抚育后代的责任。
由此，我们才能理解诸如杜甫的三别（《新婚别》、《无家别》、《垂老别》）在中国社会中的意义。还必须注意，现代社会确实强调个人本位，直接主张公民的个人权利，但个人本位并非无条件的最佳选项。
